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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認知資本主義語境中的“度量危機”問題
日期:2019/7/24 19:27:45 來源: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作者: 孫亮 點擊數: [ 字體:大 中 小 ] 【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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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奈格裡出版《帝國》已逾十八年,它引發了人們關于階級,權力,戰略和勞動力變化的持續争論,以及促成了意大利激進左派關于“非物質勞動”的深層思考。“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

哈特、奈格裡出版《帝國》已逾十八年,它引發了人們關于階級,權力,戰略和勞動力變化的持續争論,以及促成了意大利激進左派關于“非物質勞動”的深層思考。“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勞作(Work)的理解,并進一步提出了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批評”。在這一方面,認知資本主義與其共享着同樣的學術理念,它們共同将“勞動價值論”看作是失效的。如哈特、奈格裡所言,“經濟生産正在經曆一個過渡時期,其造成的後果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産品就是社會關系和生命形式”,由此如下的趨勢特别突出,“在資本主義價值增值過程中非物質生産的霸權或者主導地位”。這将使得其草率地認定,“馬克思主義傳統在内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普遍關注的是用計量和量化方法去理解剩餘價值和剝削,但是生命政治産品則傾向于逾越(Exceed)這些量化計量,并且采取共同形式,這些形式很容易共享,很難被圈定為私有财産”。顯然,他們将這一逾越看作是革命或解放的契機與方向。我将他們這一判斷稱之為認知資本主義“度量危機”問題。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這種危機得到所有認知資本主義理論家們的“共鳴”。那麼,認知資本主義所預想的度量失效真的是資本主義轉向“共産主義”的契機?或者再往前提進行反思,“度量危機”是真命題還是一個十足的假命題?為此,在本文中,我将對此一問題展開分析,試圖能夠突破“度量危機”的指責,從而判定此一方向上的“共有财富世界”設想的混亂。

一

一般來講,我們可以把曆史上的資本主義區分為三種主要形态:首先,商業資本主義,它是建立在十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末之間的商人和金融積累機制的霸權主義基礎之上的。其次是工業資本主義,這是建立在有形(物質)資本的積累和大規模生産标準化産品的曼徹斯特式工廠的推動之上确立的。最後便是認知資本主義形态,它是建立在無形(非物質)資本積累、知識傳播和知識經濟的驅動作用的基礎上。這一形态使自己适應了後福特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競争不斷加劇的時代。而對認知資本主義的研究,我們在這裡又以哈特、奈格裡後工人主義為例來加以探究。之所以能夠如此在于,後工人主義與認知資本主義之間共享者許多一緻的理念,奈格裡自身也明确地在許多文本中——諸如《反思帝國》——就說過,“我們處于一個以知識勞動占主導地位的生活與生産方式之中,我們已經進入了認知資本主義時代”。兩者之間存在着較多的“家族相似”,由此,這裡我采納全皙尚(Heesang Jeon)在《認知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中的認知》一文中所持有的觀點,“區分認知資本主義與後工人主義是艱難的,我們批判前者部分地采取批判後者的方式”。依據他的看法,資本主義在三個階段的每一個階段都有自己的階級主體、階級對立和勞動的主導模式,每一個階段之間的過渡又主要是由階級鬥争所推動的。如果說,第二階段的階級鬥争是以工人大衆和社會工廠為主導,那麼,後工人主義主要強調通過非物質勞動與社會(或社會化)工人的諸衆概念為主導。諸如生産圖像、意義和實物商品的文化元素等等,此類非物質勞動無法由勞動時間所衡量。非物質勞動的本質是合作的、靈活的、交際的和情感的,其中既包括知識勞動也包括服務情感勞動。度量意味着存在某種強制法則,所以它與其靈活性、創造性和交往性活動是直接對立的。

按照喬治?索蓋斯(George Tsogas)的看法,非物質勞動的概念在當代思想中被引入,主要是通過哈特與奈格裡的著作傳播開來的。在拉紮拉托(Lazzarato)之後,他們以兩種主要形式描繪了非物質的勞動。第一種主要是指是智力或語言的勞動,如解決問題、符号化的和分析性的任務,以及語言表達。這是一種廣為人知的、被廣泛理解的知識工作,它産生思想、符号、代碼、文本、語言圖形(在符号語言中,例如計算機代碼)、圖像和其他類似産品。除了更傳統的領域(如學術、管理和科學工作),現代形式的智力工作包括媒體制作、網頁設計以及文化和創意産業的許多方面。第二種主要形式是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ur)。這主要是因為哈特與奈格裡這些後工人主義者受到了斯賓諾莎的影響,将情感勞動描述為勞動,産生或操縱着諸如輕松、幸福、滿足、興奮或激情的感覺。從曆史上來看,情感勞動具有強烈的性别偏見:這是女性的工作,有時是無償的。飛行空乘人員、女服務員、時尚模特和成人娛樂業,當然所有的性工作者都從事情感工作。這些情感勞動的最為重要的特質是不可度量性,這已經被認知資本主義分析的學者所普遍認可。

我們都知道,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解中,勞動價值論被看作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價值與生産其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成正比例的關系。這也是十九世界的政治經濟家李嘉圖的基本看法。哈特完全漠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判斷,而認為,“馬克思使用了量化度量——特别是關于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價值——為了解釋在資本主義生産中,勞動并沒有獲得與産品相等價的報酬,在付給勞工的價值與勞工對所生産商品付出的勞動價值之間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勞動價值論使馬克思提供一種關于剩餘價值剝削的量化定義。”與後工人主義一道,奈格裡更是在“非物質勞動”、“生命政治勞動”生産的概念下,認為李嘉圖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研究陷入危機,這一理論是在制造業與大規模工業的環境之下形成的,在這一資本主義生産之下,以工作時間度量及其價值生産量來定義工作日是完全可行的。“在當時,勞動價值理論是在工業生産能夠有效地代表某種程度的整體經濟生産的範圍内運行法則”,不過,随着資本主義生産的的變化,更準确地說,是進入到認知資本主義時代,其重心完全移出了工業的範圍,這樣一來,度量的基礎就不存在了。資本與勞工不再具有關于勞動的度量與量化的價值。

“在生命政治生産中,一方面工作日的定義以及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的區分日漸模糊了,勞動量無法被度量”。韋爾奇隆(Vercellone)也認為可衡量性的危機使價值理論變得多餘。但他隻能通過保持對價值理論基本事實的正統理解來做到這一點。這就是勞動力是“物質和價值創造的來源和剩餘價值”。[ Vercellone C ,The crisis of 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becoming-rent of profit. Fumagalli A, Mezzadra S (eds)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2010.]生活就是生産,甚至睡眠這種生命活動的基本要求都依然可以轉變為資本。如果換成今天數據資本主義語境下來看,這一點也十分明顯,我們每天發送、浏覽微信似乎在生活,實質上也在生産着各種各樣的數據,這些數據隻要資本主義方式的應用加于其上,它立馬就變成生産。為此,“生産與生活間的關系由此已被改變,以至于考慮到政治經濟學的規訓如何理解它時,現在這種關系被徹底颠倒過來。生活不再從屬于工作日的再生産的周期中;相反,生活是充滿和統治了所有生産的事物。事實上,勞動與生産的價值深深地決定在生活内部”。另一方面來看,“非物質生産諸如觀念與取向的價值,無法像物質産品如冰箱、汽車的價值一樣被度量”。哈特的這個看法同樣也被富斯所贊同,他将非物質勞動的不能度量看作為是數字化時代的認知勞動的一種普遍的現象, 這種認知勞動實質上是生産和分配信息、交往方式、社會關系、情感、信息和交往技術的勞動。“信息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積累方式有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直接的智力工人 (要麼從事固定的工資勞動, 要麼從事外包的自營勞動) 生産了如同出售的市場商品一樣的知識商品和服務 (如微軟、數據、統計、專家、咨詢、廣告、媒體、電影、音樂等等) ;間接的智力工人生産和再生産資本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 以及諸如教育、社會關系、情感、交往、家務、日常生活的公共知識、自然資源、營養、護理等工資勞動。這些情感性的非物質勞動從而成為了認知資本主義最為核心的概念”。應該說,哈特與奈格裡的設想意圖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随着工作自身的變遷,特别是非物質勞動使得原先的勞動價值論中的“度量”失效了,也就是資本主義運作得以可能的基礎奔潰了。如果說,勞動價值論時間的度量标準是“一”的話,它對整個現實世界作“同一化”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個标準無法使用了,商品(勞動産品)的價值不可度量了。這至少對傳統馬克思主義來講,意味着,“一旦剩餘價值不再能夠被量化,剝削的概念就失去效力;第二,一旦量化的關系不能被建立,那麼,認為在資本社會中,勞動是一切經濟價值來源的基本看法就會被廢除,至少是被消弱”。換句話說,生命政治勞動恰恰為“資本同一性”的崩潰提供了基礎。

二

那麼,非物質勞動是否真的駁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很清楚的是,他們是以“度量危機”為核心來指責作為資本主義運行原則的勞動價值論失效的。回顧《資本論》解讀史,早在1896å¹´,龐巴維克發表《卡爾·é¦¬å…‹æ€çš„體系及其終結》一書得出資本論第三卷與第一卷相矛盾的結論時,理由在于,後者的生産價格論與第一卷中的勞動價值論在“量”的方面沒有達成一緻,從而批判了馬克思。當然,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辯護的一些理論則與批判者共有的同樣的思維,即辯護也隻能是在“量”上進行。諸如,丹尼爾·å‚‘斯特(Daniel just)在《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學》一文中就談到了量化非物質勞動正在進行,“在學術研究中,被發表的文章數量、期刊的影響因素、引用的數量、課堂的學生評價、對教學表現的同行報告、指導論文的數量以及畢業生是否優秀等因素被用來評估。對于那些一直被認為是非物質化的物質勞動者來說,情況是類似的”。無論是證實還是證僞勞動價值論,都直接誤判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内涵。如皮茨(Frederick Harry Pitts)所說,“讓我們假設價值的确源自于可測量的、具體的、大量的勞動時間,基于這樣一種假設,非物質生産引發了對勞動價值論的質疑。但是,對勞動價值論所造成的困擾不在于非物質勞動的新情況,而在于,這種理解的勞動價值論的不足”。皮茨的看法是十分到位的,至少它指出了即使像哈特、奈格裡這樣的激進左翼學者,也同樣是誤讀了勞動價值論,在他們批判勞動價值論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讀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聲稱其失效,從而在這樣的推論之上去設想“共有财富世界”正是在價值論失效之後,即資本主義運行無法實現的時候才呈現出來。那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真的是以“無法度量”為由就能将其否定嗎?

實質上,論證價值度量的失效并不能說明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相沖突,并由此證明這種度量失效正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這一方面誠如全皙尚對此的批判,在他看來,價值理論或價值規律的成立是以勞動分工的具體形式為前提的,由此,從分工可以看出隻是存在與特定的資本主義時代才是可能的。但是,認知資本主義錯誤地認為,隻要價值理論解釋不了非物質勞動的價值問題,資本主義便從工業資本主義超越出來,如果能夠解釋,便依然還停留在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這個看法是基于價值理論的一種自然主義的解釋,即将抽象勞動僅僅理解為是人的體能的消耗。顯然,如全皙尚所指出的那樣,他們根本就不理解抽象勞動這一概念并非指向體能,而是指向的是一種曆史性的社會結構問題,這恰恰是使具體勞動被“抽象化”的真正秘密所在。也就是說,抽象勞動和價值這兩者是社會範疇概念,這兩個概念所主張的人類勞動之間的等價性這樣的觀點,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隻是表示,在他們的生産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認知資本主義拒絕去承認這一點,它們“沒有研究具體勞動時間向抽象勞動時間的轉換問題。從而将這個轉換中所涉及到的社會過程問題給消除了。實質上,在社會發展中這個轉換中,知識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認知資本主義的錯誤就是沒有認識到在意識(=認知勞動)和執行(=工業勞動)之間的正确關系。知識是由資本家單獨生産的,而且對價值生産毫無貢獻。因此,毫不奇怪,如果接受知識在認知資本主義階段居于主導地位這一觀點,那價值就變成多餘的概念了”。

應該說,在全皙尚這一方向上對認知資本主義所誤解馬克思的抽象勞動,從而不能夠真正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批評相一緻的文獻還有很多。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破除認知資本主義所謂的“度量危機”在于指出,他們是對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分析理論的完全漠視所緻。馬克思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講的很清楚,商品的價值對象性與商品體的直接感性存在、粗糙的對象性是完全相反的,因而,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并非實體性的存在。無論我們怎麼“颠來倒去”,它總是難以捉摸,“但是如果我們記得,商品隻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麼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隻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就是說,商品的價值的對象性要想“表現”出來,必須有“交換關系”作為基本的支撐條件,當我們看到商品的價值以“勞動價值論”的方式被認識的時候,這也隻是以“交換關系”為先定條件的“表現形式”,即價值的對象性被經驗性地認為具有實體性,并能夠擁有了數量比例交換關系,“勞動産品隻是在它們的交換中,才取得一種社會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對象性是與它們的感覺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對象性相分離的”。但這是典型的拜物教思維所知。在拜物教看來,就是要将這種表現出來的特定形态看作是物本身的特質,從而在這種分析中,馬克思直接批判的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反曆史主義”的思維方式。

齊澤克也同樣注意到,必須擺脫對價值實體内容的追問,轉向價值形式。他認為,馬克思的商品分析與弗洛伊德夢的分析有着相似之處,“要避免對據說隐藏在形式之後的‘内容’作戀物癖式的迷戀:要通過分析來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之形式、夢之形式)隐藏起來的内容,而是這種形式本是的‘秘密’”。對于勞動價值論來講,以往的理解,包括哈特、奈格裡,以及與其一緻的認知資本主義均是對價值“内容”時間的迷戀,更重要的問題應該在于,勞動為什麼要以價值形式呈現。“真正的問題不是向商品的‘隐含内核’滲透,即根據消耗于勞動産品的勞動數量來判定該勞動産品的價值,而是作出解釋:為什麼勞動采取了商品的價值這種形式,為什麼隻能以勞動産品的商品形态來确認勞動的社會品格?”這一點,認知資本主義在闡述度量危機的時候,還僅僅停留在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認識上,這種勞動價值論隻是打破了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偶然性這一表象,“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是一個隐藏在商品相對價值的表面運動後面的秘密。這個秘密的發現,消除了勞動價值量純粹是偶然決定的這種假象,但是決沒有消除價值量的決定錯采取的物的形式”。

因而,“度量危機”便是一個十足的假問題,無論勞動如何抽象化(被認知資本主義誤讀為抽象勞動),無論說這種勞動怎樣的不可量化,但對于馬克思來講,更重要的是問,這種勞動産品為什麼要以“價值形式”呈現出來。分析商品的價值形式自身的生成是最為關鍵的環節,這才真正觸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曆史性”的秘密分析。那麼,馬克思講的價值量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對此,按照馬克思所指,“凡是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費耳小麥、100磅咖啡等等。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類勞動。因而,價值形式不隻是要表現價值一般,而且要表現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注意,這裡馬克思其實說的是“價值形式”需要“表現”為一定的價值量,更具體地講,就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即價格才“表現”為數量比例關系。由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要分析商品的社會關系的本質,目的是指明價值是曆史範疇,進而是對特定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規定進行說明。因而,在古典政治經濟學視野中逗留的認知資本主義,雖然以“生命政治勞動”這些新的視角重新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新面貌”,但其理論本身并未能超越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缺點的批判,“就是它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æ–¯å¯†å’ŒæŽå˜‰åœ–,把價值形式看成是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

三

認知資本主義“度量危機”闡發的是,勞動産品失去了“量化”的比例交換的條件,從而,勞動自身朝向的資本化才有了改變方向的可能,轉而緻力于設想打破資本管控所造成的對“共同性”的掠奪。勞動的生産不再是單純的剩餘勞動、不再是朝向同一種資本的“抽象原則”,而是擁有了各自獨立性、無可化約地自治,成為了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動力,從而勞動開始有了激進改變世界維度。具體地講,諸如哈特、奈格裡所說的,管控“通過擴張,剝奪并私有化曆史上所積累的知識、符碼、圖像、感受實踐和生命政治關系。資本的占有過程因此與生命政治所社會化地創造出來的共同性相對立。”生命政治生産恰恰是采取了“共同性的立場”,生命政治生産已經不再由稀缺性的邏輯所制約。它有獨有的特征,那就是它不需要通過摧毀或者消耗原材料去創造财富,更進一步看,“其産品也不是排他性的。當我與你分享一個觀念或圖像的時候,我思想的能力并沒有弱化;相反,我們關于觀念和圖像的交流增添了我的能力。感受的生産,交流的網絡以及寫作模式直接就具有社會性,并為整個社會所共享”。但是,這條道路的根基正在于我們能夠理解使得勞動産品擁有價值形式的“社會結構”因素。一旦逸出這一根本的勞動價值論思考方向,僅僅在“度量危機”内打轉,是無法真正找到改變私有制的根本道路,它回避了對社會結構的追問,而正是社會生産關系的結構才使得數量上存在差異、性質不同的具體勞動能夠進行“量”的交換。認知資本主義理論忽略了商品生産勞動的實質性強化的社會過程,也就是忽略了剩餘價值生産對使用價值生産強制秘密的思考。

認知資本主義在忽略了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思考的基礎之上,認為“一般智能”及其所催生的非物質勞動可以成為“共有财富世界”的前提,特别是勞動的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這種勞動方式及其在非物質勞動的霸權地位的作用下看似很普遍,實質上,這是剩餘價值生産對具體勞動的一種轉變要求,是一種對資本吸納勞動的強化。在資本吸納的“形式從屬”階段,“生産決不是由資本本身的界限所調節的”,雖然,“資本已經在一定的從屬的職能中存在,但還沒有在它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一般社會形式的職能中存在,還不是勞動的直接購買者和生産過程的直接占有者”。所以,形式從屬階段沒有使得“實際勞動過程本身的形式”、“實際勞動方式的性質”得以改變,“這種情況同上面所說的在資本主義生産的前進過程中發展着的特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大規模勞動等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特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使各種生産當事人的關系發生變革的同時,也使這種勞動的方法和整個勞動過程的實際方式發生了變革”。顯然,形式從屬并非是“特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特殊性所在。而實質從屬是如何發生的呢?“一種使勞動過程的現實性質及其現實條件都發生變化的生産方式——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一經産生,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發生了”。但是,我們看到認知資本主義緊緊抓住了實質從屬所體現出來的“表象”,而不知道“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變革才是最為根本的條件。“表象”是,實質從屬最為關鍵的環節是通過協作、分工,最後是“一般智能”的普遍應用才加強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地位,“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産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産力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産出來。” 從“兩種從屬”轉變來看,在形式從屬的時候,實質上剩餘價值生産勞動并沒有成為在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生産方式,或者說使用價值勞動還是處于根本的位置。對此,韋爾奇隆的分析大緻符合馬克思的緻思,在工業革命之前,勞動和非勞動之間的差别幾乎是不存在的,勞動還不是根據時鐘和計時的效率來衡量的。但是,随着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這種關系是颠倒的:時間成為勞動的衡量标準,鐘表時間用來量化勞動的經濟價值,并規定了它的運作模式。因此與機器一起,時間代表了工業革命所決定的勞動經濟和文化轉型的本質。這是一種連續的時間經濟形式,它構成了技術進步的邏輯”。随着“一般智能”的擴展,當前工作的時間和空間的界限模糊——工作不再與給定工作時間和指定的工作場所密切相關,但卻擴展到整個社會,擴展到曾經的閑暇時間和工作之外的生活時間。當然,這裡應該清楚的是,“一般智能”隻是在資本主義的運用下才成為“實質從屬”的條件,也就是說,認知資本主義所講述的非物質勞動,諸如勞動的數字化等,不過是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這一基礎之上才成為資本吸納的對象,“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産者的财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産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

顯然,“資本主義應用”不斷地打破非物質勞動所設想的建立“共同性”,包括哈特、奈格裡所說的勞動不斷的數字化,“計算機将其自身推為萬能工具,或者就是核心工具,通過他所有的活動得以進行,然後通過生産的計算化,勞動向着抽象勞動的位置發展”,但是,這裡的數字化隻是“資本主義應用”的結果,它依然沒有擺脫資本所實現的“管控”。更清楚地是,這裡的勞動的數字化依然是“使用勞動”,它隻是使用價值的生産,這種數字化無論如何也不是什麼“無差别的人類勞動”這一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而後者是價值的生産。對此,我們同意哈利比給予的批評,“這導緻了把所有什麼的迹象,生物的、精神的、感性的,等等,與一種通過自身的生産渠道進行的資本生産看成是一樣的東西”。顯然,認知資本主義對使用價值生産與價值生産的混淆,緻使他們沒有去考察其所謂的“抽象勞動”(非物質勞動)所置身其中的社會關系。換句話說,此種非物質勞動并不能改變生産資料的占有的現狀,而隻能以生産資料私有制為前提才能夠成立的,這是資本想盡一切辦法攫取剩餘價值生産的結果。當然,一般智能一旦擺脫了“資本主義應用”這一限制,它确實可以創造出更多的“自由時間”,正如馬克思所說,“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産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從而有了更多的支配的時間,“一部分用于消費産品,一部分用于從事自由活動,這種自由活動不像勞動那樣是在必須實現的外在目的的壓力下決定的,而這種外在目的的實現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說社會義務——怎麼說都行”。在此意義上将,變革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才是根本的出路,這就是馬克思始終将資本對自身限制性的突破看作是一種更為客觀性的維度,但是,認知資本主義對于“一般智能”的思考則更多地逸出“資本”,轉而在勞動本身的“抽象化”上推進自己的主體革命維度。但這種偏向勞動一極的“主體”本身就是資本與勞動對抗矛盾的使然,一方面資本不斷地對勞動“管控”的“同一化”過程。另一方面,勞動也不斷除了進行剩餘價值生産之外,還進行對資本“抵抗”的“非同一化”過程,這正是人類能夠擺脫資本世界的“希望的空間”。這不是兩個過程,而是同一過程的兩個相互運動的面相,認知資本主義完全漠視“同一化”的過程,沒能夠認清資本内在矛盾展開過程的複雜性,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資本按照自己的本性來說,會為勞動和價值的創造确立界限,這種界限是和資本要無限度地擴大勞動和價值創造的趨勢相矛盾的。因為資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驅使生産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注釋略)

(作者:孫亮,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學院雙聘教授,校紫江學者,上海浦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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